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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“吸毒村”的自我救赎

2016-03-14 17:31:00

二、失控的村庄

2000年开始，耐村吸毒情况有了新变化：很多人突然不吸白粉了，用针筒注射毒品开始“流行”起来，吸毒情况加剧。
那时，在贫困的耐村，青少年因念不起书，辍学在家的现象比比皆是。在当时的条件下，村子里几乎没有娱乐，连电视机都很少，漫长而无聊的日子里，部分青年很快就跟吸粉的人混到一起去了。
钟有隆回忆说，村里很多青年用烟纸将白粉卷起来吸，骗家长是在抽烟。为了弄到毒资，今天说要二三十块钱买烟，明天说要二三十块钱出去玩，其实，这些钱都被他们拿去买毒品了。
这对于当时的农村家庭来说，是难以承受的。2000年开始，村民发现，耐村吸毒情况有了新变化：很多人突然不吸白粉了，用针筒注射毒品开始“流行”起来。
“这说明耐村吸毒情况加剧了。最开始，他们还会找血管注射，后来演变成了直接注射。”与此同时，钟有隆发现村子开始形成恶性循环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染上毒瘾，村子越来越穷。
今年已80岁高龄的村民郭阿公在上世纪80年代是村里的“万元户”，一直在村里从事砖瓦生意，家境殷实。然而，自从1997年，两个儿子郭富彪（化名）、郭富龙（化名）染上毒品开始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
“两个儿子当时也就20岁出头，由于染上毒品，家境迅速败落，郭阿公现在住的是破烂瓦房，大儿子郭富彪因为吸毒离了婚，老婆跑了，小孩没人管，上学也没有钱。”钟有隆说，郭阿公一落千丈的家境，常常成为村民闲时“谈资”。“这就是吸毒导致妻离子散的例子。”
2005年至2010年，是耐村吸毒情况非常严重的一段时期。据统计，在此期间，全村吸毒人员增速明显，到2010年，全村达到77人，平均每8户村民中就有一人吸毒。
在钟有隆印象中，在那个疯狂的年代，因为缺钱买毒品，吸毒的人偷家里东西卖钱，没有东西可卖了，就出去偷、去抢，村里的偷盗情况越来越多。
那时候，每到过年，是村里最乱的时候。钟有隆不得不联络村里所有的村民小组组长，安排专人值夜班，围着村子巡逻，专门抓小偷。
“有时候，半夜村里会打开广播，把村民喊起来查看耕牛被偷了没有。很多村民被毒品害得惨不忍睹，整个村子像失控了一样。”回想起那段岁月，钟有隆感慨不已。

三、第11个人的死亡

村民发现，不经意中耐村已有11人因为吸毒死亡，年龄均没有超过40岁。
2013年的一天，一个消息再次“引爆”了这个小山村：耐村村民郭少（化名）因为吸毒死亡，年仅29岁。
有着8年吸毒史的郭少，常年在外打工，村里熟悉他的人并不多。从村民口中，记者也只能了解到一些零碎信息，大意是“郭少在海口打工，晚上吸毒后休克就再也没有醒过来”。
“以前也有人因此去世，但郭少是最年轻的一个。如果不是染上毒品，正值壮年的他们都是好劳动力，都会是家里的顶梁柱。”钟有隆惋惜道。
记者了解到，海洛因成瘾者的死亡率比普通人群高，其中，因吸毒过量致死的尤其突出。此外，海洛因过量或中毒时，还可以发生海洛因性肺水肿，起病较急，如抢救不及时往往引起死亡。同时，吸毒者还可能死于吸毒引致的各种感染，特别是注射吸毒者，化脓性感染的发生率较高，而严重的感染可引起呼吸衰竭而发生猝死。
村民们发现，随着郭少的死亡，不经意中耐村已有11人因为吸毒死亡，年龄均没有超过40岁。
死亡往往能带给人们最深刻的警醒，村民的担忧越来越明显：如果再不向毒品“宣战”，耐村的未来怎么办？
村民自我拯救之路终于开启：村民纷纷向村委会反映，要求遏制吸毒现象，开明的家庭甚至开始主动将吸毒的家人送去戒毒所强制戒毒。
“为了加强戒毒效果，村委会9名村干部还按照各自包片的原则，进村入户落实禁毒帮教工作。”钟有隆说。“我个人就包了6个吸毒人员，主要工作就是对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实行摸查跟踪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，及时掌握吸毒人员的信息动态及去向，同时做好吸毒、戒毒人员家属的帮教工作，形成家庭配合的良好氛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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